朗讀精神科30年，我看見了太多被誤解的一生第精神科30年，我看見了太多被誤解的一生

焦慮、抑鬱、雙相障礙，有何徵兆？抑鬱症和普通的不開心，到底區別在哪兒？精神疾病真的能治癒嗎？ 那些讓人痛心的悲劇，有沒有可能提前避免？
這一期，我邀請到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姜濤。 從業30多年，他見過太多被誤解的人，也見過太多原本可以避免的遺憾。 
很多時候真正傷害一個人的，不只是疾病本身，還有誤解、羞恥和孤立。 而能夠支撐一個人走下去的，也從來不只是藥物，而是那些被理解、被看見、被接住的瞬間。 
—點選收聽本期—
菠蘿：您說第一天進安定醫院就想逃。 我特別好奇，剛找到工作，怎麼一進醫院就想跑了？
姜濤主任：那時候不是“找工作”，我們是被分配到醫院。 其實當時沒覺得找到工作的意義有多不同，關鍵是我們剛從綜合醫院實習回來，感受完全不一樣。 
第一，病房模式不同。 精神科的病房是全封閉的。 第二，診療手段跟一般的內外科也不太一樣。 第三，病人的整體療效反饋程序不一樣。 其他科室也有治不好的病人，但大都能有立竿見影的反饋。 可精神科這些患者並非如此。 當時帶我的一位上級醫生說：“當精神科醫生，不要想有什麼成就感。 病人大部分都不一定能治癒，還會因為藥物副作用或疾病本身而衰退。 ”
菠蘿：您在《安定此心》裡說，堅持到第五年的時候，您遇到了一個特別的病人，從此就留下來了。 
姜濤主任：對，遇到一個跟我差不多大、比我小几歲的小女孩，叫小吳。 
那會兒正好是國企下崗潮，她父母雙雙下崗，家庭一下子什麼都沒有了。 她恰好在這轉軌期間考上了很好的大學。 她壓力巨大，想靠讀書改變命運，學業上又比較吃力，上課時一下就發病了——其實是長期壓抑的抑鬱、焦慮情緒爆發，但伴隨精神病性症狀：幻聽，在課堂上大喊大叫。 學校很害怕，通知家屬接回來，直接住院了，正好是我接的。 
一開始，當地醫院診斷她是精神分裂症。 但後來我們發現她是躁鬱症：狂躁和抑鬱同時存在，也就是現在的雙相情感障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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菠蘿：那和精神分裂有什麼區別？
姜濤主任：精神分裂主要是思維出問題，情感以衰退、不協調為主。 而雙相主要是在情緒方面：情緒不穩定，鬱悶和亢奮交替出現，或者強迫、焦慮，這些都跟情緒相關。 雙相抑鬱也可能出現幻覺，不一定是精神分裂。 
在住院過程中，我們就發現她跟病房裡90%診斷精神分裂的病人都不一樣，好的時候情感表達完全正常，跟正常人一樣；鬱悶時會有一些精神病症狀，說些亂七八糟的話。 但不像精神分裂症那樣持續，而且情感交流非常好。 
菠蘿：為什麼這個案例對您影響這麼大？
姜濤主任：因為當時她父母的病恥感太強了。 他們是大國企雙職工，周圍全是同事，也有同齡孩子。 女兒被診斷精神分裂症，他們感覺“社會性死亡”了。 加上下崗、老實巴交、沒有出路種種原因，一家子甚至當時都準備自殺了。 後來他們透露要接孩子出院，我趕緊通知家屬親戚來勸，把希望講清楚，才同意繼續治療。 結果這孩子恢復得非常好。 
菠蘿：您用了什麼“靈丹妙藥”？
姜濤主任：其實就是對症下藥，用治療雙相的藥物。 之前按精神分裂用傳統抗精神病藥，精神症狀可能消失，但會加重抑鬱，反而更難受，自殺觀念更強。 精神類藥物一旦用錯，風險很大。 比如雙相患者過度用抗抑鬱藥，反而會誘發躁狂。 
菠蘿：所以因為您做出了正確診斷、對症治療，不光救了孩子，還救了整個家庭。 
姜濤主任：她也挽救了我。 這個病例讓我覺得，精神科醫生還是有存在價值的，還是有成就感的。 
因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，精神分裂症似乎就是個口袋病，什麼精神疾病都能診斷為精神分裂。 但是後來發現很多病人並不是精神分裂症，都可以透過調整診斷、治療獲得新的生活。 
菠蘿：書裡還提到你們會用“電擊療法”，這個是什麼原理呢？
姜濤主任：正式名稱是無抽搐電痙攣治療（MECT），或者改良電痙攣治療。 就像當電腦亂套時，給它格式化——透過外加電壓，讓腦神經細胞重新去極化、再極化，把一些不好的資訊刪掉，比如自殺、自傷、拒食、木僵這些症狀就會改善。 
但療效維持不長，最多一個月。 這一個月是治療視窗期，用來調整藥物、加藥處理。 所以也不是長久之計，次數多了還會耐受。 
菠蘿：對精神科醫生來說，有“治癒”這件事嗎？
姜濤主任：抑鬱症、雙相、焦慮、強迫是可以談治癒的。 足量、足療程治療後，五年之內沒有任何波動、沒有復發，就叫臨床治癒。 
但精神分裂症不存在治癒，孤獨症、抽動症、多動症也不存在，要貫穿一生。 
菠蘿：有沒有人來掛您的號，自己覺得症狀很重，您判斷後發現其實沒啥事？
姜濤主任：很多。 這屬於輕度精神障礙，比如焦慮症、疑病症。 有艾滋病恐懼症、狂犬病恐懼症，還有抑鬱症恐懼症，也就是擔心自己抑鬱走向自殺。 
菠蘿：您會怎麼跟他們說？
姜濤主任：安慰、鼓勵，講抑鬱症的發病和轉歸。 告訴他們不符合抑鬱症診斷，不用擔心。 
但他們往往在這兒聽完，出門馬上就去查，DeepSeek、小紅書、豆包都查一遍。 還是懷疑，這就是疑病。 
菠蘿：反過來，也有很多人明明有問題，但被家人“架”過來的。 
姜濤主任：95%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覺得自己沒病，不接受治療。 抑鬱症、雙相還好一些，自己能意識到。 
而分裂症患者現實檢驗能力受損——一旦喪失了對自身疾病的判斷能力，說明已經很嚴重了。 他區分不了現實和幻想，也不知道病對功能、家庭、人格的損傷。 
菠蘿：精神類疾病更要早診早治。 有什麼早期訊號是容易被忽略的？
菠蘿：是終生不發病，還是往後延？
姜濤主任：真正地不發病。 精神分裂症發病高峰在14到35歲，男性35歲以後再診斷的很少。 40歲前不發病，一般就不會發病了。 因為精神分裂症本質上是神經修剪過程出了問題：把好的剪掉了，壞的留下了。 別的病也是類似，只是修剪的部位不同。 
菠蘿：雙相、孤獨症、多動症都可以透過早期干預延緩甚至阻斷？
姜濤主任：對。 孤獨症兩歲就發病，感統訓練越早恢復越好，晚了就沒用了。 所以所有精神類疾病，越早發現越好，先別管能不能治癒，及早干預肯定沒錯。 
菠蘿：還是要消除社會病恥感。 很多人就怕查出問題。 
姜濤主任：家人也怕，也不願意承認。 但這幾年已經好多了，在廣泛科普下，現在的年輕人並不覺得得精神疾病有什麼羞恥，大家覺得積極治療就行。 這是社會進步。 
以前很多人患病後就自生自滅，也完全被家人和社會放棄了。 你看拾荒人群裡，很多都是分裂症患者，身體機能衰退了就撿垃圾活著，最後走丟了也沒人在意。 
菠蘿：如果身邊親友或自己感覺精神沒勁兒、懷疑抑鬱，您建議什麼操作流程？
姜濤主任：直接去專科醫院，別在網上隨便填量表，這些量表往往不具有科學效度和信度。 人的潛意識會對號入座，一看題就全填高分。 
在精神科，我們與患者進行面對面交流。 這是診斷的核心，也就是精神檢查：套路式的、刻板的，一段一段按決策樹來問。 還有一些輔助手段，比如腦功能核磁、功能電位檢測。 一般抑鬱焦慮的人腦功能輸出會弱。 
菠蘿：假設我是一個可能有精神分裂的人，您會問我什麼問題？
姜濤主任：我不會直接問你“有幻覺嗎”“有妄想嗎”。 
我就問——“最近感覺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” “你身邊有沒有奇怪的事發生？“你自己感覺有什麼變化？”“會不會感覺到恐懼，或者覺得周圍人跟以前有什麼不同？”從他的角度，讓他分享他眼中的世界。 
因為面對這類患者，首先要降低阻抗。 如果他症狀很豐富，就會迫不及待地表達出來。 但你要直接問“你有幻覺嗎”，他絕對不會說。 
菠蘿：感覺傾聽的能力也很重要，要從裡面捕捉資訊，還要建立信任感。 您怎麼讓他們信任您、願意跟您分享？
姜濤主任：要跟他有很親近的感覺，先有親和力。 聊點別的——在哪兒住、喜歡什麼。 年輕人聊網路話題，歲數大的聊文化、旅遊這些。 隨便先聊，聊完再慢慢進入正題。 
而抑鬱的病人大多數會主動表達：他很痛苦。 因為他已經喪失了工作能力、家庭能力、交往能力，感覺非常沮喪，所以會主動求治，想改變這種狀態。 
菠蘿：一個有抑鬱症的人和一個沒有抑鬱症但也不開心的人，最大區別是什麼？
姜濤主任：抑鬱症患者會有功能的喪失。 
遇到不開心的事，我們都有抑鬱情緒，但我們知道第二天必須上班、必須行使家庭責任。 但真正抑鬱的人，沒力氣工作，不上班、不交往、電話不接、手機關機、什麼事都不管——甚至孩子也管不了，心有餘力不足。 嚴重的連自我照料能力都喪失了：每天連吃飯、上廁所都覺得費力，不洗臉、不刷牙，萬不得已出門才洗把臉。 我見過一個特別漂亮的女孩，抑鬱那一年就穿一身秋衣秋褲，冬天披大衣，夏天就那一身，在家一年就出門見人時洗一次臉。 自我料理能力都喪失了，這已經很嚴重了。 
菠蘿：這種還有扳回來的機會嗎？
姜濤主任：能，趕緊吃藥就行，能迴歸正常。 抑鬱症患者有自殺觀念的佔90%，真正有自殺行為或實施的，大約15%。 
菠蘿：感覺精神類疾病有點像孤獨症，是一個譜系？
姜濤主任：對，整個精神疾病都可以畫在一個譜系裡。 最重的一端是痴呆、孤獨症這些型別，最輕的一端是焦慮、失眠——跟正常人很接近。 
我們這個行業也在不斷細分。 原來我們就幾個科——普通精神科、情感科、焦慮心理。 現在好像得四五十個分類了。 真是活到老學到老，更新很快。 
菠蘿：入行三十年來，您覺得精神類疾病領域最大的變化是什麼？
姜濤主任：剛入行時真是頭疼醫頭、腳疼醫腳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。 有什麼症狀就照本宣科診斷一個病。 但隨著這麼多年接觸病人，跟社會、文化、教育、人格打交道，你會發現一個簡單的症狀跟整個疾病之間的關係，很密切、很複雜。 單憑症狀來看病，誤診率很高。 
菠蘿：有沒有一些觀念，您入行時覺得是金標準，後來發現不太準確？
姜濤主任：有。 比如幻覺妄想的判斷。 我剛畢業時，只要病人出現幻覺妄想，首先考慮精神分裂症，除非有特別有力的證據證明它與情緒密切相關，才考慮“伴有精神病性症狀的抑鬱”。 但實際上很多病人根本說不清“先抑鬱還是先出現幻覺”，所以大部分都被診斷為分裂症，這其實不準確。 現在幻覺妄想的診斷地位還很高，但標準更嚴格，考慮的維度更多。 
菠蘿：有人覺得精神科不算科學，因為診斷標準老變。 您怎麼看？
姜濤主任：它是醫學科學的一個分支，有它的特點。 精神科也在摸索中不斷認識、改進、提高，標準、診療思路都會變化。 經常變，反而是進步的表現。 科學就是沒有絕對正確的東西，要一直學習、及時修正。 
菠蘿：您書裡還講到一個點：精神科醫生需要和患者共情，但又要能抽離出來。 
姜濤主任：這就是成熟醫生和年輕醫生的區別。 有經驗的醫生能隨時跳進跳出，隨時抽離、隨時進入，很多心理專家也具備這個特點。 
像我們這種幹了這麼多年的精神科醫生，有共情，但能保持冷靜，可以及時抽離。 如果太共情，就容易誤診——你真心相信他說的，有些症狀可能就忽略了。 有些病人很聰明，甚至想“騙”你。 
比如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孩子，來看診之前在網上查了很多資訊，跟我描述“他在夏天出現了什麼症狀、冬天出現了什麼症狀”，特別符合雙相診斷標準。 我覺得不對勁，說“你這症狀哪兒抄的？這麼典型？”他還不願意承認。 後來確診沒病。 要解除記錄時他才說實話：他目的其實是不想學習、想休假。 這個孩子特別聰明，後來還考上清華了。 
還有一個孩子，醫生問什麼都說“對對對”，引導醫生診斷成雙相。 我到那一看，根本不是。 他覺得自己是第幾代什麼喇嘛轉世來拯救世界的，其實是個典型的分裂症。 
菠蘿：您年輕時有共情病人後跳進去出不來的情況嗎？
姜濤主任：我沒遇到過，但見過。 當時一個售貨員老跟人吵架，被送來住院。 一個進修醫生特別同情她，覺得她委屈、被陷害了，就跟家屬和單位槓上了，站在病人那邊，也說她沒病。 最後鬧糾紛，請來一位資深老專家。 老專家跟她聊，問“為什麼老吵架”，她說“我都被任命經理了，誰都不認可我，還讓我賣東西。 ”——其實這就是原發性妄想。 進修醫生幡然醒悟。 這就是共情太深會誤診的一個典型例子。 
菠蘿：您被投訴過嗎？
姜濤主任：也經常。 但很多是無效投訴——有的受精神症狀影響，比如患者投訴“我沒病，非給我住院”。 醫院有專門機構判斷，不會一刀切。 
最近一次被投訴是有人非要我幫他出具證明，寫明他“正常”。 但是按規定我們只能寫“未見異常”或“未見明顯精神異常”。 這是國家檔案，有法律效力，不能隨便寫，他去哪個醫院都拿不到。 
菠蘿：您書裡寫：精神科醫生註定與世俗正義有時候會背道而馳。 當患者犯罪時，很多人說“殺人償命”，而你們卻在尋找生物學原因，看起來像在開脫。 
比如您寫到一個故事：一位產後抑鬱疊加精神疾病的母親，親手掐死了自己出生四天的孩子。 最後怎麼判的？
姜濤主任：這叫利他性自殺——她先想自殺，但覺得“我死了孩子怎麼辦？別讓孩子受罪”，於是就想先弄死孩子再自殺。 當時按疾病無行為能力判的，沒有坐牢，而是積極治療。 現在不會這麼簡單了，最低也要在公安系統的精神病醫院強制治療。 作為個人我非常同情她。 這些病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，根本不至於發展到這種悲劇。 
還有一個案例——北大博士回國，分裂症沒人管，丈夫離婚跑了，她帶孩子，孩子夜裡哭鬧，她控制不住把孩子摔死了。 這個病例也是非常遺憾，她身邊的支援系統太差了，沒人幫她治病，孩子也沒人帶。 
菠蘿：書裡還有一個“老高”，是搞詐騙的？
姜濤主任：他當時處在躁狂期，思路特別活躍，也特別有鼓動性、感染力，弄了很多專案——建林場、搞企業、帶大家發家致富。 他的想法很開放，但根本沒有規劃。 買桌子、椅子、車送給學校，錢全花光了。 他的這些行為涉嫌詐騙。 那些出錢的人確實損失了。 
我們管這叫“輕躁狂”。 後來老高進看守所後進入抑鬱狀態，自殺了。 
菠蘿：會不會有人說，“這些人都已經是罪犯了，還有精神病，你還管他幹嘛？值得嗎？”
姜濤主任：這就是文明程度的問題。 社會越文明、越進步，對人性的探討、法律和生命之間的關係的探討就越細。 不能說誰對，但你一定要尊重生命、尊重人性。 作為精神科醫生，你跟他交流的時候，他就是個病人。 
菠蘿：很多人擔心——“精神病殺人不犯法”，會有人假裝精神病逃脫懲罰嗎？
姜濤主任：裝病逃不過專業醫生的眼睛，我們有司法精神病學這個橋樑學科，那些醫生非常專業，你想得到的偽裝方式，全都有辦法規避。 
菠蘿：最近有一個挺有爭議的事。 四川有個精神病患者到一戶人家把一位女孩殺害了。 網上有很多討論：有人說"他是精神病人，負不了責任"；有人說殺人就要償命。 在您心目中，這種情況什麼叫正義？
姜濤主任：殺人肯定是極其惡劣的事情，給受害者家屬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和痛苦。 但關鍵是看主觀惡意。 真正的精神病人沒有主觀惡意——他是直接受幻覺妄想的支配，比如幻聽命令他去做，他根本沒有動機，完全處於失控狀態。 比如癲癇病人在發作期的"朦朧狀態"下，自己什麼都不知道，拿槍打死人——我們司法鑑定的第一個案子就是這樣的。 事後他完全不能回憶，就像睡了一覺醒來，中間犯了滔天大罪。 
這樣的情況下，他是需要承擔責任，只是責任的性質和程度不同。 
所以對於精神科醫生來說，我們的任務是從專業角度是盡力還原真相。 具體怎麼判，交給法律。 我們給法官提供最客觀、最貼切的專業意見，法官綜合各方面因素考量，不會單憑醫學角度。 
菠蘿：當年您接診小吳那個年代，家屬病恥感很強。 現在，雖說不會到同歸於盡的程度，但家屬感受肯定還是不好。 有沒有讓您印象特別深的家屬？
姜濤主任：我有個剛上大一的病人，非常漂亮的女孩，人緣好，處處為人著想。 她重度抑鬱，自殺過好幾回了。 但每次看病都是她自己來，父母從來不來。 她父母是很出色的科學家，就覺得她很丟人：大學不好好上，又休學又得病。 我也很心痛，我讓她把爸媽電話給我，她說"醫生你別打，他們不會接的"。 這個孩子表現得特別善解人意。 我打過去電話，果然家屬就是不接。 再來的時候是她同學來的，告訴我這個孩子最後自殺去世了。 我當時特別後悔——到死我都沒見過她父母什麼樣。 這是我見過最不能接受的病例。 
菠蘿：您會譴責這種父母嗎？
姜濤主任：一是覺得他們沒盡到父母的責任，二是對精神疾病的認知太差了。 其實精神疾病並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麼可怕，但大家反而把精神病人隔離得很厲害，表現出很討厭。 
菠蘿：為人父母，對孩子原始的愛應該是有的。 這個父母這麼決絕，是不是社會對患者家屬的壓力太大了？您能分享下，精神病家屬在社會上會遇到什麼挑戰？
姜濤主任：挑戰很多。 比如現在有一個"復學復工證明"，必須由司法鑑定開具——主管醫生都沒有這個權利。 病人好了想回去工作，必須開這個證明，不能很快回歸社會。 再比如很多職業直接就不讓有病史的人參與。 但其實從專業角度，他們完全可以勝任。 而且用人單位也覺得"多一事不如少一事"，聽到精神病人這個標籤就覺得有風險。 
很多病人出院後抱團取暖，自己形成圈子，跟外界融入很困難——永遠被貼著一個標籤。 
我聽過一個悲劇：一個學生可能是抑鬱或雙相，住院後回到學校，宿舍裡另外五個人堅決不跟她住，要求讓她單獨住。 其中一個曾經和她是閨蜜的女孩還說："我再也不能做你好朋友了，我接受不了。 "結果這孩子自殺了。 
菠蘿：如果身邊有人去過安定醫院、被診斷過，醫生也覺得他已經恢復了，我們普通人該怎麼和他們相處？
姜濤主任：就像正常人一樣。 分裂症患者可能只恢復80%，會有一些痕跡——說話有時不靠譜，但能回來就行。 情感病（比如抑鬱症、雙相）的患者恢復後基本就是正常人，思維、語言、交流都沒問題，只是情緒有時不太穩定。 你可以提醒、安慰、陪伴。 
菠蘿：他們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危害嗎？
姜濤主任：絕大多數都不會。 精神分裂症肇事肇禍的比例在整個人群中不到10%，其實很低。 大家給予他們陪伴、交流，釋放溫暖和善意就好。 也可以不用忌諱提到這個疾病，我遇到的病人自己也常說"我吃藥呢，挺好的"。 就像感冒發燒一樣，你問"最近好點了嗎"完全沒問題。 
菠蘿：在您眼裡，什麼樣的家屬算"好家屬"？
姜濤主任：全心全意陪伴、到處去看病的那種。 
有一個特別印象深刻的病例。 一位非常成功的企業家的女兒得了最難治的分裂症，幾經治療卻幾乎沒有進展。 他把所有東西都賣了，在北京農村租了個房子，一直陪著女兒，一陪就是幾十年。 女兒現在六十歲了，他自己從五十出頭陪到八十多歲——曾經叱吒風雲的大老闆，最後就租在一個特別破的民房裡。 
菠蘿：你們這行會看到很多人性光輝，也有陰暗。 這麼多年看下來，您對人性是更有希望還是更絕望？
姜濤主任：還是有希望。 廣泛的來說人性普遍還是很好的，而且社會的包容度、大家的善意都比以前好多了。 特別是我說媒體人、出版社這些人，都在努力做科普宣傳——大家對這些病的認知，比我剛畢業時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。 
菠蘿：感覺現在有精神問題的人變多了，但專業醫生還是很缺？
姜濤主任：三甲醫院的醫生數量還行，但一線的社群、二級醫院特別缺乏。 能獨當一面做科研教學的更缺少了。 
中國有500萬醫生，精神科醫生剛過6萬——也就是剛剛超過1%的水平。 而精神障礙患者保守估計9000萬，15個人裡就有一個。 這麼對比看來，醫生的需求缺口巨大，但專業人士並不夠。 
菠蘿：那您為什麼堅持三十多年？
姜濤主任：我覺得是信念和情懷。 前面有很多前輩在給我們做榜樣。 在具體的工作中，我也確實體會到價值感和成就感——能幫到很多需要幫助的人，患者和家屬也能獲得很大益處與慰藉。 
菠蘿：幹這行，最大的收穫是什麼？
姜濤主任：首先是專業上的成長和工作中獲得的成就感，另外我覺得是心靈的進化，也可以說是"愛的釋放"。 
菠蘿：您人生中，對您啟發最大的一句話是什麼？
姜濤主任：是我的老師說的——"病人永遠可以是你的老師。 你不看病、不下臨床，當不了好大夫。 "所以我這些年一直看臨床。 同樣的抑鬱症，病人反應完全不一樣，只有從病人身上你才能體會——為什麼這個人這麼治，那個人那麼治？
菠蘿：最後，我想用您這本書封面的這句話來結束。 
"真正支撐我們活下去的，
從來都不是藥物，
而是那些被理解和被接住的瞬間。 "
我們每個人在某些時刻都可能成為弱者、成為需要幫助的人。 我特別希望社會的發展能讓不管什麼樣的人，都能夠被別人理解和接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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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精神科30年，我看見了太多被誤解的一生》完，請繼續朗讀精采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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